传播学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

基本资料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 中文名称传播学 外文名称communication sciences 提出时间 20世纪30年代 应用学科: 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 适用领域范围: 传者、媒介、受者、传播内容、传播效果 隶属:新闻传播学 历史起源:诞生于美国

定义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研究范围

  主要包括: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播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怎样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数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与人怎样建立关系。

涉及学科

  传播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可以首先从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上找到依据和坐标。因为,它的构建,同众多相关学科对它的哺育和催动是分不开的。

1、传播学与社会学

  在西方,人们曾将传播学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我们知道:社会学是以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为研究对象,范围较广泛;而传播学着重研究传播过程、传播行为、传播意识和传播关系等现象,对象较集中。社会学诞生于前,而传播学产生在后。传播学在形成中吸取、借用了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如调查方法、统计方法),但也从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中吸取养料。如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也开始用传播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这种研究范围的部分重叠、交叉和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它们终究是具有各自特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

2、传播学与心理学

  在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学曾经助一臂之力。作为研究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是通过挖掘传播现象发生的内在动力和情感因素来充实和丰富传播学研究的内容的,从而使偏重于宏观研究和过程研究的传播学能够从微观研究和心理研究方面得到取长补短,显得更具活力。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也为心理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和话语空间,而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守门人、中介者和受众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也是人们想了解的,这也使得心理学研究更具有现实感和实用性。这两者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传播心理。

3、传播学与人类

  传播学与人类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目的都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这一特殊的横跨整个地球和贯穿整个历史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但是,人类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躯体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传播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传播行为和文化世代流传的基本媒介。以往,人们过多地注视这两门学科的不同,而很少注意两者的互动互补。传播是人类的特权和标志,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人类学中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理论可以给传播学者许多启示,而传播学中的符号理论、接受理论、功能理论也可以让人类学家大开眼界。总之,我们既要了解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又要设法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这样才能科学解释和揭示人类传播的现象和规律。

4、传播学与宣传学

  传播学与宣传学之间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因为,早期的传播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宣传研究。但是,这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可以混同。传播学是把人类社会中一切信息传播现象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自然也包括宣传现象;而宣传学只把劝服性、观念性的传播现象看作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传播学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来揭示一般信息传播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可以更正确地指导包括宣传活动在内的一切传播活动;而宣传学只能从它自身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宣传现象、揭示宣传规律,进而指导自己的传播活动,并且只能从某些方面深化和丰富传播学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用来指导一般的传播活动。后来居上的传播学已成了各门分支传播学科的“统帅”,而宣传学说到底只是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5、传播学与新闻

  传播学与新闻学在其演进过程中,曾有过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新闻学对传播学的诞生也确实起过催产的作用,但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一般认为:新闻学是报刊新闻时代的产物,偏重于业务研究或“术”的研究;传播学是电子新闻时代的产物,侧重于理论研究或“学”的研究。新闻学以古老的“报学”研究为基础,偏重于微观研究、局部研究和单向研究;传播学以新兴学科的知识为基础,侧重于宏观研究、整体研究和双向研究。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信息的现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活动的现象。新闻学是具体科学的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有提供材料、充实内容的作用;传播学是一般科学的研究,对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规范、指导的作用。新闻学是一种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思想智力活动,新闻媒体是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公器。新闻的学科精神在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于通过新闻工作促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传播学重在研究媒介与人的关系,传播活动的目的是要运用媒介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广大的公众,而是各种利益集团。有人认为: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总之,两者各有特点。

6、传播学与历史

  作为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它可以帮助传播学来研究已经过去的传播活动,探寻传播现象发生的先后次序和历史因素,揭示传播媒介变革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从而使传播学能够“论从史出”,使传播者能够“以史为鉴”,获得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进而提高传播效果。作为以追求和提升人类传播智慧为旨归的传播学,它也可以让历史学者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社会水泥”和“人际润滑”的作用,和在政治、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历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进而在“以论观史”中会发现:传播既是人性的建筑材料,也是历史的建筑材料;人类一切与精神活动或精神文化有关的历史,其实都是传播的历史。历史学是一种静态的内向的研究,通过关注和分析已逝历史事实为现实服务;传播学是一种动态的外向的研究,通过关注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传播活动现象为现实服务。  此外,传播学还常运用符号学、语义语、信息学、接受学等各种相关学科的知识或近似主题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  可见,在传播学的四周,有众多的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在支持它、丰富它,源源不断地向它输送着新鲜的养料。这给传播学创造了兼收并蓄、融汇综合的条件,也给传播学提供了确定对象、构筑体系、明确坐标的重要参照系。

历史起源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因(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开展劝服研究。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相关人物

沃尔特 李普曼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公众舆论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相关书籍

《人民的选择》

作者简介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作品解析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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